“同一健康”与民间立法推动：周晋峰对话IUCN世界环境法委员会创始主席
2021年12月19日上午，中国绿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晋峰博士受邀参加了以“如何应对下一场流行病：以生物多样性为视角”为主题的对话活动，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环境法委员会创始主席（现为名誉主席）Nicholas Robinson博士就同一健康、民间立法推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绿会融媒现特将对话内容摘要整理如下，供感兴趣的朋友参考。
Nicholas Robinson博士：
很荣幸被邀请参加今天的对话，很高兴与周博士对话，中国绿发会的过往工作让人钦佩，中国的生态文明思想对环境法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今天我讲一讲“如何应对下一场大流行病”。SARS当年的流行从香港等地开始，局面逐步失控，包括今天的新冠疫情，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如何应对下一场流行病呢，如果不找到方法，世界随时都面临着威胁。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已经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和记忆，病毒学成了一门“新”学科。过去的研究表明61%的人类疾病起源于人畜共患病，而1970年代起的研究则认为，75%的人类流行病来自自然界。人类的健康由医生来保障，动物的健康有兽医负责，野生动物栖息地由生态学家和生物学家来保护——主要在公园和其他保护区进行，离开这些区域，它们是几乎没有保护可言的。社会将人类关注的这三个领域划分为不同的专业，但却忽视了它们的共同特点。人畜共患病，即在动物之间、人类之间或人和动物间传播的疾病。我们共享一个自然。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健康都是相互关联的。新冠疫情提醒了我们，人类、动物、植物和环境健康与福祉都有着内在联系，并深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路易斯·巴斯德曾说，微生物什么都不是，土地就是一切。他卒于1895年12月27日，生前他发现了疫苗接种的原理，并对微生物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留给我们最后的名言是，“关心地球的健康至关重要”。再看看流行病的三个阶段：1.生活在健康生态系统种的动物是病原体的宿主;2.人类对栖息地的破坏导致微生物溢出到人类身上;3.病毒在人群中传播。新发传染病从历史的角度纵向比较是呈上升趋势的，从古埃及的天花，1885年第三次鼠疫，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1968-69年的香港流感，SARS，新冠疫情，随着地球人口的增加，人类活动区域的扩大，人群的流动的加速，人类对自然栖息地的破坏已经越来越多，导致了更多的溢出效应。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大到我们现在已经面临了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森林的砍伐，让生活在其间的野生动物无家可归。而我们对现有的70万种可能感染人类的病毒的研究，寥寥可数。社会应该扩大对流行病的研究，应该将这个问题做为优先事项。流行病学家呼吁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发现和识别受到干扰的自然中发生的溢出效应中，建立更多流行病的预测和分析中心——而有些国家和地区目前甚至没有这样的机构。人类必须结束4000年来破坏自然的传统。
我们需要建立标准，以限制人类对自然的干扰，有人建议稳定尚未被破坏的50%的地球（《半个地球》），有人建议出台30*30（保护地球上30%的陆地和海洋）目标。现代人认为，他们几乎完全掌握了过去塑造其进化的自然力，甚至可以控制自己的生物和文化命运，但这只是一种幻觉，与所有其他生物一样，人类只是极其复杂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通过无数的联系与其他所有部分联系在一起，而对于人类的自大，大自然将以一种无法预料的方式反击。人的身体里也有一个生态世界，在这个看不见的世界里，微小的原因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自然的平衡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流动和不断变化的。
环境法是可以应对流行病的政策和工具，很多制度和机构都在辅助它的实施，比方说对国际法具有约束力和指导性的《环境影响报告》、推行符合自然的法规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制度、IUCN的保护区委员会等等。现在世界上17%的陆地生态系统被纳入保护区体系内，以防止栖息地碎片化和恢复受损的栖息地，环境权、恢复力等原则，越来越多地指导其他法律。然而，上面这些工具还不足够，我们要推行更广泛的“同一健康”框架，以整合现有的工具。
“同一健康”强调人类、野生动物、家养动物、植物和生态系统以及所有自然之间共享的相互依存的健康联系，关爱地球生物群落的完整性、稳定性、恢复力。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也要懂得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联合国提出要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健康风险的乘数因子，认识到人类动物植物和生态系统健康相互依存，指出“同一健康”方针是促进环境保护与人类动物植物健康的综合方针，并鼓励会员国及相关组织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纳入主流，以提高生态系统恢复力，作为当前和未来健康和人类福祉的重要保障。所有的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应该依赖于伦理基础和人类进化的规范。
有学者提出过“大地伦理”的概念，即当一件事倾向于保持生物群落的完整性、稳定性和原貌时，它是正确的，反之，它就是错的。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后，我们如何能拥抱明天的“同一健康”？我们应该铭记大地伦理给我们的启示，智人的角色不该是土地群落的征服者，而是土地群落的普通成员和公民。
周晋峰博士：
为什么要生物多样性？为什么要生态文明？工业文明导致了我们今天的第6次生物大灭绝。6500万年前的第5次大灭绝，比起我们今天的第6次灭绝都是小巫见大巫。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趋势，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今天人类彻底地破坏了自己的栖息地。
科学观测发现整个地球已经进入了第6次生物大灭绝，我们唯有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开启生态文明，才能够解决今天的危机。比如说新冠疫情之后，有些很了不起的法学家提出来一个建议，说要把蝙蝠这些可能的宿主动物都给杀灭了，来保护人类健康。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做法，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坚持生物多样性。
什么是生物多样性，很多人以为是保护濒危物种，其实这是很狭隘、错误的。生物多样性包括物种、基因和生态系统多样性，而物种多样性包括了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病毒细菌也是我们地球赖以生存的基础之一，或者说是地球自然演进中不可回避的。我们不可能把它们消灭，只能正确地、客观地和它们一起生存。
各国政府应对本次新冠疫情采取了大量的措施，有些其实对生物多样性是破坏性的，比如过量的口罩和过量的消毒，这些都是工业文明的做法。承载整个生物多样性系统的生态系统，包括森林、草原、湿地、海洋、农田和城市。我们生活的城市，我们赖以种植作物的农田都是我们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对象。在工业文明大规模的集约农业化和工业化下，物种的灭绝是非常厉害的。
我小时候北京二环的地方就有自然，有小河沟，有各种野草，有各种各样的生物，但现在北京直到六环都没有自然了。有的人说北京有奥森公园，有很多植物园，但是这些都不是生态系统，都是工业产品。
再举个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例子，我们在50年前全球吃的香蕉叫Big Mac，大麦克，因为它基因的单一性，一场病毒就把它们彻底的消灭了。今天我们能吃到的香蕉，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品种，但也存在基因单一的问题，如果再有病毒细菌入侵，现在的香蕉很可能还是无法抵御袭击的，我们未来可能就没有香蕉可吃。我们现行的很多政策与生物多样性和健康是有着极大的关联关系的。
去年林草局联合四部委出台了一个森林康养的通知，进一步支持、推动森林康养事业发展，给一些企业给一些地区授牌，让他们在森林中大规模的开展康养。这就是工业文明的一个新的不良法规，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因为森林中有上百万种病毒细菌，正在伺机向人类侵袭。我们如果去森林里边去康养，这就大大的增加了病毒迁徙的机会。这并不是说不可以去森林，人们亲近自然也是有很多益处的。但是今天工业文明为了开发房地产，为了开发旅游，向地球上所剩无几的动植物栖息地扩张，增加了病毒细菌溢出的风险。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对这些活动进行限制，而不是推动，必须提醒人们森林中有细菌和病毒，在野生生命中伺机向我们传播，应该限制森林康养的开发，不能破坏重要的野生生物的栖息地。
4000年来人类对于自然的这种敌视着的征服态度，今天到了必须要改变的时候。刚才Robinson教授讲了，公共健康危机中60%多人类疾病来源于野生动物，传染病有70%多都来源自然界，我们想解决公共健康危机的问题，就必须保证环境的健康和野生动物的健康，这是整体的，需要放在一起解决，否则我们新冠疫情不会是最后一次疫病的流行，一定还会有更多次，而且一定还会有更加严重的疫情。因为还有70万种病毒细菌在那里未经研究，而且是很可能传播给人类的。今天的地球上已经有了77亿人，不断地向自然去入侵，现在的保护地区域占地球面积地百分之十几，很多专家呼吁要提高到30%。印度秃鹫误食被农药毒死的牛后导致死亡的例子给了我们警醒，但前几年我国出台的农药的条例，只讲到了对人畜无害，没有限制对野生生命的影响。这是我们工业文明的病虫害防治理念，思想和做法上存在着根本的问题。
现在城市里鸟少了、没了，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城市过分的使用杀虫剂，虫子完全没有了，吃虫子的鸟自然也就没了。
2020年1月，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向有关部门写信，要求改变立法，要求禁食野生动物。有关部门出了条例里还加了一句话，说新冠疫情结束之后，这个条例就失效了，这当然是错误的。我们不光要应对这一次的新冠病毒，我们还要预防下一次的大流行病。2月份我们又向全国人大写了信，全国人大继而通过了关于禁食野生动物的决定。现在类似的问题还是非常多的。
再说说环境公益诉讼，这是新环保法提供的一个重要工具，它和美国的公民诉讼不一样，但能起到相似的作用。我们通过大批的环境公益诉讼，推动了治理结构的改变，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其中有对月饼过度包装的诉讼、对校园“毒跑道”的诉讼，对外卖平台一次性餐具的诉讼等等，时间关系，就不具体介绍了。
我们强调要生态文明，两年前我们就向联合国写信，要求CBD COP15（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以生态文明做主题，因为对濒危物种的单纯保护，完全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思想。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必须是每个人都参与的，保护必须是全面的生活状态，不光是保护区内的保护，我们生活的周边，我们北京市，我们的小区，都要保护。
下面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在北京的南苑原本有一片很自然的荒草地，但是政府要花几百个亿要把它建成森林湿地公园，请了科学家做调研评估，说那里没有濒危物种，荒草可以铲除，种上人工的草地和树木。公园建设一半后，志愿者去调查，建好的那部分公园里只有4种鸟，旁边遗留的荒草地里有40多种鸟，为什么？荒草地有各种草各种树各种虫子，不同的鸟吃不同的草籽不同的虫子，现在统一的漂亮的草坪，只有一种草，一种树，打了药杀了虫，所以它也只有4种鸟。我们人类做的森林湿地公园和自然差多少年？差46亿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自然。不光是北京，今天整个地球上都在蔓延着工业文明的这种扩张模式。
南太平洋上有一个复活节岛，上面都是荒地和巨大的石像。人们曾经以为那些石像外星人做出来的。现在的考古发现，复活节岛以前有过良好的自然环境和辉煌的人类文明，但后来岛民们在富庶的小岛上为所欲为，开始比赛哪个族群刻的石像更大。为了取胜，他们把岛上的树全伐光了，树木没了，岛上土壤沙化了，那里逐渐变成一个荒岛，生活于此的人类灭绝了。今天整个地球上的人类正在重走复活节岛之路，而且走得更快。如果这一次地球上的人类不幸灭绝，除了复活节岛的石像，剩下的就只有大量的钢筋、水泥、公路、铁路、机场和数以亿计的塑料垃圾了。
（上述内容由笔者整理，未经发言人审核，仅供参考。）
Nicholas Robinson博士：
美国佩斯大学the Gilbert &Sarah Kerlin环境法教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环境法委员会创始主席（现为名誉主席）。IUCN已设立Nicholas Robinson杰出贡献奖以表彰世界各国致力于推动环境法治的个人。Nicholas Robinson教授积极推动国际环境法治，曾为粮农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环境法研究所等多个国际组织提供法律服务，参与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1992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等重要全球会议。
周晋峰博士：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九、十届中华职教社副理事长，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副主席，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保护地委员会（IUCN WCPA）海洋连通性工作组执委，IUCN世界环境法委员会WCEL委员，罗马俱乐部执委会委员以及意大利骑士勋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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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Maggie 审/Littlejane 编/a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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